第三章 「實況化」理論
同一種語言有不同的《聖經》譯本，其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三個：一、語文的變遷；二、 翻譯的原則不一樣；三、 所根據的原文抄本不同。本研究在比較各版本台語《聖經》時採用「實況化」的觀點，即站在「各《聖經》譯本是否合乎現代台灣社會的需求？」之角度做檢視，將重點擺在語文變遷及《聖經》翻譯原則上。另外，神學的發展也影響了《聖經》在翻譯時所採取的方法。因此「實況化」方法論的建構，我們將從近年來語言學、神學及聖經翻譯理論的走向來探討。
語言不只是一個符號系統，它存在每個人的大腦中，並且受人類語言共性的制約。對於任何一個通曉母語的人來說，其腦中必定存在著三項因素：個人的特點、母語的文化特點（cultual specfics）及人類的語言共性（language universals）（鄭良偉，2003a）。以往語言學的研究偏重於以句法為主的研究，較缺乏全面性的考量，但事實上語言現象往往不是單一存在，而是連結各範疇的。現代語言學家則以「模組（module）」的概念來解釋並連結各語言範疇，較能對語料有更詳細的分析，也更能描述及解釋所存在的語言現象。尤其漢語的結構標誌同義語繁多，文脈依存的情況格外複雜，特別需要有generation以及interpretation/parsing雙向功能的語法模板（bi-directional grammatical template）來處理跨語對譯的語意、語法、詞彙等問題（鄭良偉，2003b），這是語言學走向實況化的表現。
表3.1 各模組的內涵Properties of Various Modul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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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 module |
工作 task |
由語意而語詞Text generation |
由語詞而語意Text interpre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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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意圖 intended message |
選定信息，強調某信息，決定發言目的，建立彼此良好關係，表示適當的禮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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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法 rhetoric |
如何運用修辭法或說話語氣有效表達各種目的（誇張信息、表現客氣、拉攏對方、互相親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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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模組semantics 含意及表意 expressed and implied meanings |
根據修辭法決定 a) 決定採用舉例反逆法或強度比較法 b) 決定主要信息的肯定或否定強調 c)選用信息連貫性標誌 c) 決定運用任指皆真或以極端特例襯托信息 d) 決定極容易或極困難特例 e) 利用特定語型表達常用的語意及語法的含意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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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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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模組 syntax |
決定各種同義語的句法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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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用模組 焦點結構 回指結構 言談評估結構 |
決定焦點的句法結構 決定同指涉語詞之間的代詞選用 品質原理Quality Maxim 選用真實的親屬關係\反實假設 數量原理Quantity Maxim 重複語增加明確度\遵守經濟原則 關連性原理Relevance Maxim 談話內容需要主題有關連 方式原理Manner Maxim 講話清楚明瞭、簡單、有條有理 低估\高估對方的解釋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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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法 morphology |
決定各種同義語的詞法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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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匯 lexicon |
根據2,3,4決定虛詞、實詞、諺語、俗語裡隱藏的難易、好壞、禍福等社會偏見、常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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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結構phonology |
輕重音、音節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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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用規律 pragmatics |
書面語、口語、正式、口白風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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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語言規律 sociolinguistics |
不同社區的語言特點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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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語言都具備表3.1模組裡的各項內涵，語言特性最多而語言間差異最大是的詞彙，其次是慣用語型，其次是句法（鄭良偉，2003b）。《聖經》從原文（新約為希臘文，舊約為希伯來文）譯入傳教士的母語再譯為台語，其間須經二至三種語言的對譯，正是由於人類語言和文化的「共性」使翻譯成為可能，但在呈現上則須受限於譯入語的語言結構及表達方式，且同一種語言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也有不同的形貌。
本研究第四章在研究者的能力範圍內，將各譯本與現代台語之語感做比較，期能展現出各譯本的特色。另外，在探討語法差異的成因時，輔以文言文、近代中文、英文的經文譯文，以期有更清楚的比較。而第五章則實際以語感及閱讀兩方面的測驗來檢視第四章的探討結果，並歸納出原因。
十九世紀以降，隨著海外宣教的開展，基督教從西方以希臘、羅馬文化為主體的世界被介紹到亞、非、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等第三世界國家。但這種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神學內容卻與當地的社會、歷史、文化產生差距與疏離，以致福音信息的宣講無法切中社會情境的需要，甚至被視為是外來的，是敵視固有文化的宗教信仰。為了解決此問題，第三世界教會開始思考如何將福音與斯土斯民相融合，於是對神學內容有了進一步的反省與覺醒，展開了神學實況化的里程。可以說十九世紀以前的神學偏重形上學的思考，具有辯證哲學的傾向，不注重歷史，教義性格極強﹔相對的，十九世紀以後的神學則重視歷史經驗，竭力尋求「意義」的可能性，且對不同處境中之「文化」的神學意涵有新的體認（鄭仰恩，2001a）。
「實況化（Contextualization）神學」可以說是以第三世界國家為主的一個神學潮流，在實況化神學出現之前，第三世界國家的教會就曾大力提倡「根植化（Indigenization）神學」。根植化神學的理念是把本土文化視為表現福音的可能工具，認為福音或神學的本質是既定的，但在表現方式及表現素材上可以借用本土的文化素材來做媒介的工具。但根植化神學僅於形式上接納當地文化，在神學的本質上仍舊是以西方神學為主導，未能在本質上對傳統神學提出應有的挑戰。出身台灣的普世神學家黃彰輝牧師有感於此一侷限與不足，遂於1972年在其擔任普世教會協會（WCC）的神學教育基金會主任時，提出了「實況化神學」的理念。他認為「實況化」比「根植化」更能反映以信仰參與在生活實況中的動態概念，「實況化」代表一個能夠不斷更新變化且以未來為取向（future-oriented）的過程，經由持續與變動中的實況互動（de-contextualization & re-contextualization）來建構神學，這也是基督教所強調的「道成肉身」的信仰。
「實況化神學」的主要原則是把基督教信仰放入當代人民的實況處境中來加以了解，使那些在不同文化處境中從事基督教信仰活動的人，能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同時能有效的運用他們自己的獨特經驗來建構神學。黃彰輝牧師主張神學應該有故鄉，文本（Text）一定要融入文脈（Contex）中，這就是實況化（Contextualization）的真諦。而他認為文本的文脈與文化有關，因此，亞洲的教會或第三世界的教會只有正視自己的文化，使福音與自己的文化關聯起來，神學才算找到故鄉，亞洲神學與第三世界神學才對自己的人民、國家有所貢獻[2]。
另一位參與「實況化神學」的領導人物是宋泉盛牧師，他認為：
「上帝的話若離開了實況，是抽象的觀念，對於實況一點也起不了作用。生命的實況若沒有來自上帝的信息，就缺乏革新的力量。上帝的話與生命的實況是互動的，兩者都變動不居，沒有一個是靜止的。因此，神學與社會學要互為表裡。……社會的影響使我們對上帝的話有了不同的領受，是結果又促使我們去認識上帝如何以新的方式來對我們說話。因此，上帝的話不是一成不變的，這是所有的神學家必須冒的險。如果神學家想要在他們所處的社會實況中從事神學，不能不冒這個險。」（宋泉盛，1989：200）
他主張亞洲宣教應該走出以西方為主的傳統結構，亞洲的人民、歷史、文化和宗教應是神學關懷的課題（宋泉盛，1990）。他提倡「故事神學」（storytelling method），將基督教西方神學以亞洲形象來表達，以民間故事、神話、傳說、歌謠等亞洲人的素材來建構神學，致力使神學生活化、具體化。
「宗教信仰必須擺脫虛偽的階級制度與繁瑣的神學系統，並且觸摸到芸芸眾生的生命與心靈，才能成為一個又真實又活潑的宗教。」（宋泉盛，1989：256）
「神學的精華所在，是敘述『上帝的故事』；而『上帝的故事』亦就是『人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並非只屬於猶太人和基督徒的故事，它也是今日亞洲成千上萬人民的故事。」（宋泉盛，1994：33）
「實況化神學」不僅在第三世界造成極大的影響，也普遍成為近代神學界的一個共識。1994年「世界神學教育協會議會」（World Congress for Associations of Theological Institutes）的會議，與會者決定：實況化（Contextualization）必須列為評斷神學學術水準的重要依據之一。因為無法切合實況處境的神學不真正具有學術的價值（黃伯和，1999：25）。
台灣本土神學的建構就是如何在台灣文化處境中將在西方文化和思潮中發展出來的教義和神學作「實況化的詮釋」（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或是如何以這些西方的經驗為參考架構，在台灣文化處境中重新建構基督教神學（鄭仰恩，2001b）。基於此一原則，在《聖經》的詮釋上體認到經文意義的流動性與多面性，經文之所以有意義，乃在於它對讀者所處的歷史情境、實況有意義（陳南州，2001）。人民生活的經驗與文化情境，成了釋經工作的重要課題。因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推動「新眼光讀經法」，利用雙焦點（經文的原來意義－－what it meant，經文的現代意義－－what it means）來看經文，融合經文的視域和現代讀者的視域，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文化、反映自己的社會定位和處境的讀經法，以詮釋出真正能打動人民心靈的信息（駱維仁，2001）。
而在這一波「實況化神學」的引領之下，聖經公會對於《聖經》的翻譯原則和方法也由過去的「形式對應（formal correspondence）」轉為「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將《聖經》翻譯視為是一種跨文化的傳訊（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文化詮釋的第一步，也是使福音扎根本土的一條進路[3]（駱維仁，2001）。
譯本所根據的翻譯原則與方法不同，譯本呈現出來的風格也會有所差異，就《聖經》譯本而言，可以歸納出三種翻譯法：「直譯法」（literal translation）、「動態對等法」或「功能對等法」（dynamic equivalent or functional equivalence）、「意譯法」或「自由譯法」（paraphrase translation or free translation）。其中「意譯法」重在翻譯出信息的主要思想而較不重視原文的形式、內容，對於《聖經》而言是較少用的一種譯法[4]，在此我們不擬討論。
「直譯法」講求「形式對應（formal correspondence）」，強調忠於原文，所以翻譯《聖經》的人，特別注意《聖經》的文字、語法及形式，包括：（1）同一用語保持前後一致；（2）以名詞譯名詞、動詞譯動詞， 依此類推；（3）保留原來的句子和片語；（4）保留原來的形式，如標點、分段、詩行的排列等。這也是教會傳統採用的譯經法。但為求達到對原文的忠實，不免常受原文語法的拘束，加上文化歷史不同，表達方式互異，時代背景有別……等，都使得「直譯法」所譯出的信息較難理解且文句較不通順。
近40年來，在聯合聖經公會主持下各種語文的譯經工作都採用一套相當劃一的翻譯原則，即Dr. Eugene A. Nida[5]所提出的「動態對等」或「功能對等」[6]，是強調信息效果對等的翻譯。目的是使現今的讀者從譯文所理解或感受的，跟原作者對他的讀者所要傳達的相符合（Nida, 1964）。也就是所謂「信息的複製」（reproducing the message）。因此翻譯時必須著重整句或整段的意義，根據上下文語境（contextual consistency）來翻譯，而不固執於字義上的一貫性。並且Nida還進一步強調，譯文僅僅使接受者理解是不夠的，還必須能夠使人們「以行動作出回應」，因為《聖經》不僅僅客觀地描述歷史，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為人處世所應遵循的準則。（Nida & Taber, 1969）。
他對翻譯的看法是：
“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Nida & Taber, 1969）
尋求的是意義和體裁上「最切近的自然對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最切近」是指最接近原文所要傳達的信息，為了達到這目標，翻譯者必須在翻譯的過程中做某些文法和用詞上的調整，把原文所隱含的意思明示出來。「自然」就是要求譯文所表達的是最自然的表達法，除了指語言外，同時還指文化上、思想習慣上不會讓讀者聽起來覺得是怪異生硬的「外國腔」。而為使讀者接受到「對等」的信息，翻譯者有時要做某些文化上的調整，尤其是原文使用成語或比喻、象徵性措詞的時候，因為這類用詞通常有其文化的特殊性（culture specific），是文化特有的產物。直譯的結果往往會引起讀者的誤解，或不解，或甚至是零意義[7]。所以，翻譯這些與文化有特殊關係的語句時，要做某種程度的文化改編（cultual adaptation），主要是使用功能對等的語句，讓現代的讀者能很清楚且正確地了解真正的意思是什麼[8]（駱維仁，2001）。
本研究在4.4節「信息傳達風格」中，將以三種譯本的經文來比較不同翻譯原則所呈現的差異點，透過實例對照，相信更能呈現出「功能對等」在《聖經》翻譯實況化的努力。
[1]引用自鄭良偉（2003b）〈從口語及文言的稱呼語看兩性平等觀〉。
[2]以上內容參考黃伯和（1999）《本土神學講話》及鄭仰恩（2001a）〈神學教育的危機與契機〉。
[3]《聖經》的「翻譯」與「詮釋」是不同的領域。聖經翻譯是把原文信息以另一種語言再現出來，是在做解釋（exegesis），主要是聖經學者的工作；而聖經詮釋則是將原信息的現代意義詮釋出來，是在做詮釋（hermeneutics），主要是傳道者和系統神學家的工作領域（駱維仁，2001：19）。因此，我們可以簡單地區分：翻譯是解釋原文的「本義」；而詮釋則是發展出原文的「引申義」來。
[4]例如：英譯本The Living Bible（1971）以及 The Message（1993）。
[6] Nida 在60、7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或譯「靈活對等」），看重讀者對於信息內容的反應，將意義視為首要，形式視為其次。到了80年代他稍做修正，提出了內容與形式兼顧的「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7] 譬如：彼得前書一章13節有一句成語：”gird up the loins of your mind...”（RSV），《巴克禮譯本》直譯為：「恁的心著縖腰。」我們從直譯實在難以理解它的意思。原來，古代的猶太人在平常都穿著長袍，當要工作時就將長袍紮起來，行動比較方便。所以這樣的動作是表示準備好可以行動了。為了使意思能清楚傳達，以功能對等為翻譯原則的「紅皮聖經」及《現代台語譯本》只好犧牲譬喻式的表達法，譯為：「恁的心著準備便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