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關於《聖經》譯本的比較

 

《聖經》在世界上已譯有兩千三百多種以上的語言[1]。根據世界《聖經》翻譯史的研究，自1500年起英語《聖經》的翻譯已是世界《聖經》翻譯的領導者（Orlinsky & Bratcher, 1991），不僅擁有數百個英語譯本[2]，而且《聖經》的翻譯也是學術研究中重要的一環。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雖然較短，至今也有五十幾個譯本[3]（蔡錦圖，2000）。但由於《聖經》為一神學經典及翻譯作品，因此大多數的文獻是站在神學教義的比較上來看各個譯本；或是分析原文意義，探討譯文的準確度；或就翻譯理論的發展將譯本依其風格歸類……。而本研究則主要是從「語言實況化」的觀點來看譯本中的語言現象與現代人語感的差異，和這個主題相關的文獻有以下幾篇：

黃梅卿（1991）研究1611年出版的《英王詹姆斯欽定版聖經》[4]（King James Version，簡稱KJV），針對新約四福音書中的英文語法特色做探討，並與現代的英文語法比較。研究指出：和現代英文比起來，KJV中的英文語法較自由，句子結構較鬆散，而構詞較複雜。其代名詞與動詞為古形，時態尚未充分發展，時態的用法也尚未確立。McGrath（2001）則藉由KJV譯本形成的歷史及翻譯的背景來探討這個譯本對於整個英國，甚至英語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影響。他分析KJV中的一些語法現象乃是出自「忠於原文」的翻譯理念，因此大幅保留了原文（希伯來文、希臘文）的語句順序及語法結構。至於代名詞與動詞的詞型採用古形，則是出於當時譯者們的保守態度，而這個做法也影響了後來人們的觀念，營造出宗教語言必須使用古老語言的印象[5]。

中文譯本方面，劉翼凌（1954）針對1911年出版的《和合本》[6]譯文中不合乎當代中文的部分提出改譯的建議。他首先頌讚《和合本》是中國近代白話文之始祖，並認為《和合本》是華語中最美麗的經典文學，沒有任何的「載道之文」能與之相比。隨後指出中國語言在數十年間的變化，並從語彙、文法、標點符號、流行新字等方面列舉出《和合本》有待改進的地方。雖然劉翼凌提出《和合本》改譯的建議，但他所抱持的態度是肯定並強調《和合本》譯文的優美，所以他只建議做最小幅度的修改。1979年《現代中文譯本》問世，1981年「聖經公會」彙集了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評介文章，出版《上帝的愛：綴網集》。1995年《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完成，1997年亦彙集了評介的文章，出版《書中之書的新貌》。這兩本文集中的文章雖然都為評介《現代中文譯本》而作，但各篇作者不約而同的將《現代中文譯本》與《和合本》拿來做比較，尤其著重在語言方面，均指出《現代中文譯本》的譯文比《和合本》更易解而流暢。可見即使是「權威譯本」，仍舊必須承認語言會隨時間改變的事實，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不同時代的譯本正是提供語言學者研究語言變遷的最佳語料。

相較之下，台語譯本由於目前台灣社會所見到的版本只有《巴克禮譯本》一種，因此僅有的文獻是「夏威夷台語教會」在1987年發行的《路加福音傳漢羅試寫》一書。這本書在序言中便點明著書目的是提供讀者一些實際閱讀的語料，使讀者可以與一百多年前翻譯的《巴克禮譯本》做對照。鄭良偉博士則於書中的第三篇及第四篇，分別就「語言差異問題」以及「文字選用問題」提出探討。

在「語言差異問題」上，鄭良偉（1987a：153-155）認為現代台語和《巴克禮譯本》的語言不一致的原因在於：

 

一、廈門話與台灣話的不同：雖然廈門話和台灣話都是漳、泉混合腔，但是二者的語言發展並不一致。

二、60年來台灣話的變化快速：語言接觸、工商發展、交通便捷、大眾傳播大量增加等等的影響，使得台灣話急速演變，與《巴克禮譯本》翻譯的時代在語言及文化上有相當的差異。

三、翻譯者及翻譯理論的差異：《巴克禮譯本》是外籍傳教士學會了廈門話之後所翻譯的，免不了受到其母語英語的影響。且當時的翻譯理論講求忠於原文，比較不重視讀者的文化背景，忽略了譯文中有些特殊的語法及修辭法會影響讀者對於譯文的了解。

四、受到文言文聖經的影響：文言文的語法和英文相近，和廈門話、台灣話較不同。

 

在「文字選用問題」上，作者則提出以「漢羅合用字」書寫台文的新選擇。作者觀察《巴克禮譯本》在教會中的使用現況，指出只有老一輩的信徒及受過白話字訓練的牧師能夠看得懂白話字《聖經》。普遍面臨的困境是：一般人缺乏訓練羅馬字閱讀能力的機會，社會上也沒有足夠的羅馬字讀物來培養羅馬字的閱讀能力及閱讀速度。加上漢字教育的影響，多數人的漢字閱讀速度比羅馬字快，以致於習慣使用漢字。但另一方面，完全以漢字書寫台文時，對於某些罕見的漢字大家會產生讀音不一致或誤讀的情況。「漢羅合用字」可以說是因應以上的困難而產生的台語書面語形式，具有好寫、好發音、好理解、好學習、容易標準化、容易利用現代化資訊處理工具、容易促進文化交流……等優點。

《路加福音漢羅試寫》書後附錄「現代台語語感測驗」與「三種文字閱讀能力測驗」，盼望讀者給予回應以做成統計分析。但這本書在1987年出版之後，並未見到有關統計結果的分析報告。本研究將參考鄭良偉博士的分析，進一步以實際的譯本語料來佐證，並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探討讀者背景對譯本接受度及不同文字之閱讀能力的影響。

 

 

 

2.2  關於「台灣話」與「廈門話」的比較

 

鄭良偉（1987b）從語言形成的角度來比較台灣話和廈門話，指出二者有以下幾個不同點：

 

一、台灣各大城市的居民並非直接由漳、泉搬來；廈門的居民則大多直接遷自漳、泉各地。

二、台灣的大批移民早在17世紀明末清初，台南建府時間相當早；廈門市的急速興起則是19世紀五口通商以後的事。

三、台灣地區由於交通、學校制度、電視、廣播事業發達，工商業、徵兵、就業、就學所帶來人口的流動量和交流量遠超過福建地區，以致於「台灣話」內部差異微小，互相通話毫無阻礙。「廈門話」雖然素有「閩南話的標準話」之威信，範圍卻只限於廈門市和它的近郊，不論是人口或地域，都不如內部差異微小的「台灣話」。

四、廈門的住民和泉州、漳州之間來往從來沒斷絕過。台灣跟中國大陸居民的往來，曾有清代的海禁、日本的統治、國共的對立等，彼此影響的機會較小。

 

而歷來對於「台灣話」和「廈門話」語言本身的比較，學者們一致的結論是：雖然台灣話和廈門話都是由漳州話和泉州話混合而成，但二者混雜的方式不太一樣。其中在語音及語法上的差異很小，尤其台灣話中的台北話跟廈門話在語音上最為接近。台灣話和廈門話最主要的差異是在詞彙方面，約有10﹪的不同（王育德，1957；鄭良偉，1987a、1987b；周長楫，1996；張振興，1997；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這些詞彙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兩地因受本身自然或文化環境的影響而產生的特有詞彙。如：台灣話的大甲藺、在來米、九孔、花枝、唐山……等。

二、對於同一個事物或概念的用詞有異。如：「黑板」在台灣話是「烏枋（¬-pang）」，廈門話是「烏牌（¬-pâi）」。「鈔票」在台灣話是「銀票（gîn/gûn-piò）」，廈門話是「紙字（chóa-l„）」……等。

三、有些詞語，詞義範圍的大小不同。如：「烏白（¬ pçh）」在台灣話可指（ a）黑和白。（b）胡亂。如：烏白講、烏白做。廈門話則無（b）義。又如「古意（k‾-ì）」在台灣話意為「忠厚老實」；廈門話除此意之外，另有「古道熱腸」之意。

四、由於兩地的華語詞（普通話）不同而帶來的差異，表現在現代的、科技的詞彙上。如：台灣話的「電腦」廈門話稱為「計算機」。台灣話的「計程車」廈門話稱為「出租汽車」……等。

五、台灣因歷史背景而特有的外語借詞，尤其是日語借詞為數眾多，是其他各地閩南語所沒有的。如﹕甲（土地面積單位，荷蘭語）、放送（廣播，日語）、tha-tha-mih（榻榻米，日語）、水道水（自來水，日語）……等。

 

廈門自19世紀中葉成為通商口岸以後，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大陸閩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廈門話也逐漸成為閩南地區的優勢方言，取代了早期泉州話、漳州話的地位而被視為是閩南話的代表[7]（周長楫，1996；張振興，1997；周長楫、歐陽憶耘，1998）。而台灣在日據時代到四、五十年代之間，也確實有把廈門話視為台灣話的標準語並加以倣效的傾向（王育德，1957；鄭良偉，1987a、1987b）。但這種觀念在現在已經消失，由台灣民間語言及媒體語言的自然使用、字典詞典及教科書的編輯等看來，所使用的都是台灣話而不是廈門話（鄭良偉，1987b）。

李勤岸（2000）曾就台語的時代背景探討台語詞彙的變遷。主要研究範圍是1920年代及1990年代兩個台語小說詞庫當中的借詞成分，文中清楚指出台語借詞的主要來源為廈門話、日語和華語三類，而廈門話借詞歸因於基督教的傳入，尤其是《巴克禮譯本》的翻譯。將廈門話視為外來語這樣的觀點是個創見，為台語研究開拓了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角度；但他將語料中所出現之詞彙，凡與現代台語語感不同而曾出現於《巴克禮譯本》中者均歸類為廈門借詞，我們則有不同的看法。透過查閱《台日大辭典》（上卷：1931，下卷：1932），我們得知這些詞彙在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是存在過的，只是歷經時代的變遷而消失或被後起詞所取代，因此這些詞彙應被視為「早期台廈共同語」而非純粹的廈門話詞彙。語言在「口語」的變化較為迅速，而由於「書面語」《巴克禮譯本》的記載，使後人得以一窺語言變遷的動向，這樣的推論應是較合理的。

 

 

2.3  關於台語文字

 

在討論台語文字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文字」與「音標」的差別。「文字」是指書面語系統，是行文書寫的符號，與聲音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而「音標」則是表記音讀的符號，是對語音解析的工具。

        根據楊允言、張學謙(1999)〈台灣福佬話非漢字拼音符號的回顧與分析〉中的調查，台灣社會所出現過的台語拼音符號系統多達64種，包括50種「羅馬字」、9種「ㄅㄆㄇ注音式」、2種「日本假名式」、3種「朝鮮諺文式」。其中「ㄅㄆㄇ注音式」如其名稱所示為音標，雖然目前社會上出現一些以漢字為主，夾雜零星ㄅㄆㄇ的台語文，但一般而言仍視之為注音而非正式的文字。「日本假名式」若參考日文的作法，做為文字或音標皆可，但目前所遺留的文獻只有做為音標使用。「朝鮮諺文式」屬於文字系統，洪惟仁(1992a)《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一書多次提到他認為諺文與漢字合用的文字形式是最理想的台語文字，但在現實的考量上難以付諸實行。而「羅馬字」方面情況較多樣，「教會羅馬字」及根據教會羅馬字改造的「現代文書法」、「普實台文」等，是以「全羅馬字」形式做為台語的文字系統，其羅馬字符號兼具音標的功用。其他各式大多數是以羅馬字來當漢字的標音工具，或者是以羅馬字取代一小部分寫不出來的漢字，以「漢羅合用字」為文字系統。

綜合以上可知：表記台語的「音標系統」，除了上文所述之拼音符號外，再加上傳統漢語聲韻學的漢字反切，共有六十多種之多。但歸納目前社會上使用的台語「文字形式」來看，則有「全漢字」、「全羅馬字」、「漢羅合用字」三種。本節只針對「台語文字形式」做文獻回顧，不討論「台語音標系統」。而以「全漢字」、「全羅馬字」、「漢羅合用字」三種文字形式表記台語的優缺點，我們將在4.5節詳細討論。另外，歷年來關於「漢字本字」的考證、「羅馬字的改良」等，學者們也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由於不是本研究的重點，在下文中僅簡單提及。以下第一小節我們以時代為序簡述曾出現過的主張，第二小節則回顧三種文字形式在心理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上的比較。

 

2.3.1 台語文字化簡史

2.3.1.1 日據時代的文字主張[8]：「羅馬字」及「漢字」

台灣自明清時代延續至日據時代早期的書面語，一直是沿襲中國古漢文（文言文）的形式，日常的口語與書面語「言文不一致」的情況相當嚴重。最早意識到台灣的「言文不一致」，想要改造台灣話文以做為文化啟蒙的工具的人是蔡培火，他在1914年就曾向「同化會」提出普及羅馬字[9]的建議，但未被接納。引起廣大知識分子注目的是1919年中國的胡適等人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這個運動在台灣文學界馬上受到熱烈的響應，形成「台灣新文學運動」。而在打倒文言文舊文學的呼聲中，台灣作家探討「什麼才是台灣的白話文」時，才驚覺台灣的「語言」及「文字」與中國並非全然相同，從而展開一場論爭，最後形成1930年代強調以台灣話描寫台灣事物的「台灣鄉土文學運動」，又稱「台灣話文運動」。在這個運動一連串的討論中，實際上是包含了「內容」（鄉土文學）及「語言文字」（台灣話文）兩個層面。

由此可知：1920~30年代在文壇上的討論，主要是由新舊文學論爭開始，隨後才進入台語文字化的探討。關於台語文字的形式，則主要有1920年代蔡培火提倡的「羅馬字」及1930年代黃石輝、郭秋生等人提倡的「漢字」。

（1） 羅馬字

早在十九世紀末基督教傳入台灣之時，長老教會便提倡「白話字」教育。利用18個羅馬字母組成的音素符號（見附錄一）就能拼寫所有音節，簡單、易學，又能表達日常口語，相對於漢字漢文的繁複難懂，「白話字」的確在學習效率與生活應用上超越傳統漢字的讀寫訓練。1885年台灣最早的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即是以白話字為書寫文字，可見白話字當年在台灣教會內已是行之有年，才能成為共同刊物的表達媒介。長老教會也以白話字翻譯《聖經》、《聖詩》、編寫字典、教材、註解漢文……等。透過白話字教育與《台灣府城教會報》的輔助，白話字成為台灣基督徒社群內部共通的文字，長老教會也藉此型塑出一個自成體系的白話字社會（張妙娟，1990）。

蔡培火在1914年向「同化會」提出普及羅馬字的建議未被接納之後，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他再次提議普及羅馬字，仍沒有成功。到1923年才通過議決為該會的新設目標。

蔡培火於1925年出版《Chãp-Häng Kóan-Kiàn（十項管見）》【台文】一書，其中的第二項「新台灣和羅馬字」即大力鼓吹羅馬字的好處。他認為台灣社會要進步，必須普及知識。但台灣人受教育的比例太少，最主要的原因是漢文（指「文言文」）太難，必須花很長的時間來學習，而且漢文書面語實際上又與台語口語有極大的距離。羅馬字易學、好用，正可以解決台灣的「知識大飢荒」，提升台灣人的文化水準。他又在《台灣民報》發表多篇文章提倡羅馬字，並編課本授課。雖然多次遭受日本政府禁止，他仍極力奔走，據理抗爭。

蔡培火的大力提倡雖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如：張洪南（1923）[10]、葉榮鐘（1929）等，但反對者更多。當時的知識分子仍有強烈的漢文化意識，不願意接受羅馬字。加上日本政府以「恐有影響於日語的普及，有礙教育方針」為由禁止， 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也就停頓了。

 

（2） 漢字

1930年黃石輝在《伍人報》上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主張用台灣話來描寫台灣事物，正式展開了「台灣話文運動」。關於文字的問題，黃石輝於〈再談鄉土文學[11]〉一文中，主張用漢字來寫台灣話，無字可用時，採用代字或新字。

郭秋生也主張用漢字來建設台灣話文。他於1931年發表〈建設台灣白話文一提案[12]〉提出對文字的看法：

 

「記號台灣語的文字，到底要用那一種呢？……台灣既然有固有的漢字，……任是怎樣沒有氣息，也依舊是漢民族性的定型，也依舊是漢民族言語的記號，所以理論上或可以簡便易寫的拼音文字替代難解難寫的漢字，但實際上這恐怕不是容易的工作，所以我要主張台灣人使不得放棄固有文字的漢字。……」

 

黃、郭二人在文字上採用「漢字」的主張，得到大多數文人的支持，如：黃純青、林鳳岐、莊垂性……等人，雖然在用字的看法上有所不一致。而有關台語的語料整理，也多以漢字記錄，如：連橫的《台灣語典》、《雅言》等。

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也有一些台文作家出現（如：賴和），然當時台灣處於日本政權之下，作家對於語文的選擇有其現實上的困境。1937年皇民化運動開始，全面禁止漢文，「台灣話文運動」也被迫畫上句點。葉石濤（1987）認為雖然日據時代的作品大多未能以台灣話文為表現的工具，但它們在內容上確實反映了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悲慘現實，為「鄉土文學」的初期構想完成了歷史上的使命。陳恆嘉則認為：

 

【台文】「蔡氏的白話字本來有可能同時解決台灣『語』『文』的雙重的困境，可惜，文人的漢字的情結打傷死，包括當時的進步的新知識分子，面對著廢用漢字、改用羅馬字來普及教育、啟蒙人民、著述寫作，尹也隨就變成做『保守派』了（郭秋生就反對），…… 白話字運動的失敗，蔡氏的成為『先烈』，也是『時也』『命也』的問題，同時，也是台灣以及台灣作家的宿命啦！」（陳恆嘉，1996：452）

 

 

2.3.1.2 國民政府戒嚴時期的文字主張：海外王育德倡「漢羅合用字」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被國民政府接管之後全面推行「國語政策」，國民政府對於台語的歧視、醜化及對於傳播媒體的種種箝制，使得台文完全沒有發展的空間，情況較之日據時代更甚，台語文陷入數十年的黑暗期[13]，台語文創作停頓，台語文字化無法有正常的進展，倒是中國的白話文成為文學的主流。

這個時期學術上的研究以「漢字」筆錄民間歌謠較多，見《台灣文化》（1946~1950年）、《台灣風物》（1951~）等雜誌，較少提及台語文字化的問題。關於台語漢字的語源考證，在董同龢（1960）〈四個閩南方言〉中有零星的考證。專書有孫洵侯（1964）的《台灣話考證》，但考證的字數也只有十幾個。

明顯提出文字化主張的是在海外的學者王育德，他建議採用「漢羅合用文」。

1960年王育德等人於日本創辦《台灣青年》[14]雜誌，初期以日文為主要語文，宣傳獨立建國的理念之餘，亦將語言革命視為要務。王育德的「台灣話講座」共二十四講，於1960年4月至1964年1月在《台灣青年》連載。他對台語文字的主張是「漢羅合用」，發表於第二十四講：

 

「用羅馬字書寫台語是筆者一貫的主張，但根據以往的經驗，從頭到尾只用羅馬字，在閱讀時，效率似乎偏低。一瞥之下就能夠了解意思，這一點還是漢字最佳。但用漢字書寫台灣話，正如前面一再強調，困難重重。因此筆者的另一個提議是：漢字和羅馬字這兩種文字混合使用。」（原文日文，引自黃國彥的翻譯，1993：259）

 

王育德對對台灣話文字化的主張是分析比較了「漢字」和「羅馬字」二種系統對於表記台語的優缺點及可行性之後所下的結論。他對於教會羅馬字有極高的評價，認為「只要是台灣人，就有必要知其大概」（王育德，1993：45）。雖然他認為教會羅馬字有須要改良的地方而自創「王一式」（於1957年出版的《台灣語常用語彙》中使用）和「王二式」（於「台灣話講座」中使用），但後來他考慮到教會羅馬字的歷史及社會普遍性，遂聲明放棄自己的設計，轉而支持教會羅馬字（黃昭堂，1992；許極燉，2000），後來出版的《台灣語入門》（1972）、《台灣語初級》（1983）均改採教會羅馬字。

王育德本身並沒有發表過台語文的文章，主要的貢獻在理論部分，可以說是最早提出漢羅合用理論的人。而以「漢羅合用字」書寫的台文直到1967年才在《台灣青年》出現。

 

2.3.1.3 開放時期的文字主張：「漢羅合用字」成為主流

70年代威權鬆動，台灣意識逐漸勃興，開始有人從事台語文的創作，文壇上「鄉土文學」論戰再起。80年代「以台灣話書寫台文」的主張成為定義「台灣文學」的論爭重點，而於1985年左右形成「台語文學運動」，台語的文字形式再度引起熱烈的討論，這股熱潮沿續至90年代。台語的研究、整理、創作成為文化界的強大支流，但沿襲社會上一貫以「漢字」為主的文字生態，在處理台語特有的「有音無字」的詞語時，多採用「訓用字」（借意字）、「借音字」、「造字」等方法來標記，且由於不同的教育及社會背景，所選用的漢字難以一致化，造成台語漢字的吝亂。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漢字選用的原則，如：鄭良偉（1989a、1990a）、鄭穗影（1991）、洪惟仁（1992a）、許極燉（1992）、臧汀生（1996）等。這個時期大家對台語文字的共識是尋求文字的標準化，但關於標準化的建立卻有兩個不同的研究方向：一個是在漢字上力求語源，從古籍、音韻的考證上找出本字；另一個則是亟力於以「漢羅合用」的方式發展現代台文。

漢字語源的考證專書，有亦玄（1977）的《台語溯源》、黃敬安（1977）的《閩南話考證》、林金鈔（1980）的《閩南語探源》、陳冠學（1981）的《台語之古老與古典》、洪乾祐（1992）的《閩南語考釋》、許成章（1992）的《台灣漢語辭典》……等。另外，吳守禮（1995、1998）、洪惟仁（1992a）、楊秀芳（1991）……等學者亦有相當可觀的漢字語源著作散見於研究論文中。

另一方面，提倡以「漢羅合用字」書寫台文者，雖然在漢字的使用上是以社會上公認為「本字」者為優先考量，與語源派學者的考證研究基本上並不衝突，但是由於（1）考證的功夫耗費時日，相對於急速發展的台文緩不濟急；（2）語源派學者在字詞的考證上有時會有不同的考證結果，反而是造成社會上用字吝亂的因素；（3）有些偏僻的本字在社會上的使用不如早已形成共識的俗字方便、易解；（4）台語裡為數不少的「非漢語詞素[15]」及「擬聲詞」、「擬態詞」、「合音詞」是永遠找不到漢字本字的。所以提倡「漢羅合用字」的學者主張以發展現代台文為重點，無公認本字的詞素以羅馬字表記，並呼籲大家以大量的創作來替代理論的建立，以促使文字的使用早日標準化。

推行「漢羅合用字」最力者為鄭良偉，除了有系統地提出理論之外，並在美國發行報紙推動漢羅書寫運動[16]，實際以漢羅合用字創作散文、論文（1989a、1990a），改寫《聖經》[17]、小說[18]，編寫教材（1989b、1990b、1990c、1993、2000）……等。他以語言學的背景長期投入台語語法的研究，透過實際的創作及實驗，歸納出台語書面語採「漢羅合用字」的可行性。他認為台灣話具有「本土化」、「海洋化」、「現代化」的特點，卻往往被忽略，以往的研究多偏重在台灣話「保留古漢語成分」的部分，以致未能發展出適合現代社會的台語文字；而「漢羅合用字」的主張乃是應用了現代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的理論及實驗所發展出來的文字（1989a、1990a），以漢羅合用字為書面語的作品具有以下優點：

 

「1.適應東亞地區及全世界的文字生態；2.有助於幼童提早讀寫；3.適應語言的自然演進；4.針對運作中的社區團體人腦效率化；5.跨越中國國學及現代語言學兩種學術的治學方法；6.能切實配合口語通話的聽覺符號；7.有提早發展口語文學的重大意義。」（鄭良偉，2000：17）

 

近年來學者們大都體認到以全漢字書寫台文的困難，所以多傾向支持「漢羅合用字」的主張，如：許極燉（1992、2000）、洪惟仁（1995）、張學謙（1998、2001）、施炳華（2000）、江永進（1995）、張春凰等（2001），只是對於羅馬字採用那一套系統有不同的意見。

而政府方面，也在民間各界對於教育改革的呼聲中，於九十學年度(2001)將「鄉土語言」納入正式課程之中。但在教材開放多元的原則下，各版本教科書的台語用字並不一致，反而造成學生的學習負擔。目前教育部擬提出台語書面語用字建議表，以達成台語文字的簡易規範，做為學生各階段學習使用的指標及台語書面語的評估標準。其中所定義的台語書面文字包括漢字與羅馬字，並建議依據學生對漢字的熟悉度決定是否以漢字書寫，尤其對於罕見字及字形、字義妨礙理解的漢字建議以羅馬字代替。

目前使用漢羅書寫的台文種類有很多種，從寫作的文類來觀察，漢羅文的發展是以「文學化」和「現代化」為主。漢羅合用文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流行，雖然使用歷史尚短，但卻是目前最常見到的台語書面語形式（張學謙，2001），也是獲得學術界與教育界共識的文字主張。而在羅馬字方面，仍有待台文界學者捐棄成見共推一套拼音文字系統，方不致於徒然浪費資源與時間。若站在客觀立場檢驗上述各拼音文字系統的歷史、目前使用者的多寡、文獻和出版品的種類及數量等因素，則以教會羅馬字系統最具歷史性及普及性（鄭良偉，2000；林清祥，2000；張復聚等，2001；蔣為文，2003）。

 

2.3.2 台語文字的比較

2.3.2.1 不同的文字形式在心理語言學上的比較

在鄭良偉（1989a、1990a）、張學謙（1998）、楊秀芳（1997）、蔣為文（1996、2001）的論文中，都曾分別就台語文字系統中的「漢字」與「羅馬字」做比較，我們綜合其論點整理出下表：

 

表2.3.2.1  台語「漢字」與「羅馬字」在心理語言學上的比較

 

羅馬字字形與字音的對應清楚、學習簡單、好寫、好用、易於標準化，由於不具表義功能，故須藉助複音節詞或上下文來辨義；而漢字則除了表義功能較強外，在學習效率及現代資訊化上都有困難，且由於漢字經過歷代的演變，所承載的語義多，有時反而容易誤導讀者的理解。整體而言，羅馬字在心理語言學上優於漢字。

另外，蔣為文（2003）實際以台灣和越南的學生分別做中文漢字及越南羅馬字的「讀」、「寫」學習效率比較，其結果顯示出越南羅馬字在「聽寫」和「說讀」的學習效率都比中文漢字明顯來得高，印證了上表的分析。這篇論文所比較的是兩種不同語言的文字，至於同一種語言的不同文字形式是否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呢？這是本研究欲探討的答案。

 

2.3.2.2 不同的文字形式在社會語言學上的比較

蔣為文（1999）以大專生為對象，呈現七篇不同文字形式的文章，分別是：a「漢羅合用字（台語）」、b「全羅馬字（台語）」、c「全漢字（台語）」、d「漢羅合用字（客語）」、e「漢字與注音符號合用字（台語）」、f「漢羅合用字（台語，文中的羅馬字比例較 a低）」、g「中文式漢字（台語）」。詢問大專生對於各種不同書寫形式台語文的接受態度，結果顯示：「全漢字」獲得最高的接受度，「漢羅合用字」次之，「全羅馬字」的接受度最低。

另外，張學謙（2002）以直接訪問的方式蒐集受訪者對於「漢字」和「羅馬字」書寫台文的看法，得到以下結果：（1）受訪者傾向於以雙文字表記台語。（2）漢字被認為是寶貴的文化象徵，羅馬字則否。（3）受訪者認同漢字是表意文字，是優秀的文字，但標準化有困難；而羅馬字的表音能力比漢字強。（4）受訪者不認為讀寫台文是簡單的事，而其中羅馬字較漢字難學。（5）受訪者認為兩種文字都有助於本土語言的學習，而羅馬字對外語學習、資訊化、國際化都有幫助。（6）贊成學校推行羅馬字教育，也表達學習台語羅馬字的意願；但覺得教育當局沒有認真推展羅馬字。

張學謙（2003）另一篇文章則探討不同台語文字的社會評價。文中將漢字又分為借音字、借意字、音意字（包括本字及造字）三種。結果在「親和力因素」中五種文字由高到低的排列是：音意字＞漢羅字＞借音字＞借意字＞全羅字。在「權勢因素」中的排列則是：全羅字＞漢羅字＞音意字＞借意字＞借音字。此五種文字的社會評價又可簡化為：（1）有親和力，但地位權勢低：「借音字」；（2）有地位權勢，但不具親和力：「借意字」和「全羅字」；（3）有親和力又有地位權勢：「音意字」和「漢羅字」。

以上三篇論文比較的方式看似公平，但實際上台語文字的比較在立足原點上存在著許多不公平的問題。首先，漢字在台灣社會上仍是文化情感依附的對象，羅馬字表記台語雖然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仍不被視為傳統文字。第二，在整個社會及教育體制長期以來對台語文的漠視之下，大多數受訪者沒有機會接觸台文，更遑論認識台語羅馬字了。所以，漢字佔盡意識型態及社會資源上的優勢，而羅馬字則是遠遠地落在起跑點之後。大多數人在認知上認同羅馬字的優點，但對於台語羅馬字系統的本身缺乏實際的了解，以致於誤認為羅馬字較漢字難學，也由於看不懂台語羅馬字而覺得難以親近。漢羅合用字的文章則因為其中漢字的比例較羅馬字為高，且大學生可以藉由其英文能力猜測出台語羅馬字的發音，所以在接受度上較全羅馬字為高。

我們相信唯有實際讀寫台語文的經驗，才能對於文字系統有足夠的認識，也才能對文字形式有公平的比較並做出合理的判斷。因此，本研究第五章「問卷調查」在文字比較的部分，將分析受訪者的背景如何影響其台語文字閱讀能力，並不打算探究其文字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