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深化必攜／悉手冊
《臺灣「民主文化」發展史研究》（試閱本）（網路版）
陳君愷
◎本冊內容初稿原在二００三年九月廿四日國史館主辦的「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七屆討論會」中發表，題目為：〈一條迂迴曲折的臺灣民主之路——試析百年來臺灣「民主文化」的形塑、轉折與再形塑〉。本冊為摘錄本，完整版將於三月下旬由記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敬請期待！
◎本冊內容獲得作者授權摘錄，歡迎下載、影印、傳閱，謝謝！。
目次
01臺灣人對民主政治的理解，在一九三一年水準就這麼高了！
02日本人的教育真的都是「奴化教育」嗎？
03臺灣曾經有過如此高水準的選舉！
04臺灣人真的是終日呻吟在日人暴政之下，不敢吭聲嗎？
05早在一九三六年，臺灣人議員就敢這樣向日本人「嗆聲」！
06中國人是這樣實施「民主」的！
07「民主先進的臺灣」與「民主落後的中國」！
08臺灣的民主政治是被誰搞壞的？
09看，國民黨黨工不認為買票、做票有什麼不對！
10黑金政治是李登輝總統造成的嗎？
11國民黨統治下的「言論自由」比日本殖民統治者還不如！
12臺灣的民主前輩是這樣評價國民黨的「民主政治」！
13國民黨的「反民主」，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14臺灣的民主是由許多民主前輩不屈不撓爭取而來的！
15臺灣目前選舉的高投票率，代表臺灣的民主有問題嗎？
16族群問題是誰先挑起的？
17這就是馬英九的民主素養！
18用「意識型態」治國難道有錯嗎？
19臺灣人對「民主」的堅持與對「認同」的開放！
20「歷史清算」既是重建「社會正義」的唯一方式，也是深化「民主文化」的不二法門！
……在王添灯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臺灣市街庄政之實際》一書中，他早就指出「會議公開」與「民眾旁聽」的重要性。他說：
「市街庄協議會做為市街庄自治體的諮問機關，參與其權限範圍內事務的議定，其議決的結果直接關係到住民的權益。因此，其議決必須保持公正；而且，為確保其公正起見，會議宜公開舉行，並必須允許住民自由的旁聽。更且，會議之公開一方面可使住民在會議中監督議員的行動，同時，在另一方面，也是住民了解自治體政務之利害得失最佳的機會。」[1]
顯見王添灯在還處於日人統治下的十五年前、在還未擔任過任何民意代表職位之時，就清楚而深刻的認識到「會議公開」與「民眾旁聽」對民主政治的意義所在。因此，他其實只是在試圖實踐其平素所懷抱的民主理念，而不是如同某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所認為的那般，乃「懷抱演劇心情，欲想大顯身手，以誇示民眾」，方將會場「提議變更中山堂」的[2]。
（摘自本書第三章，〈戰後初期「臺灣型民主」與「中國型民主」的文化衝突〉）
[回目次]
……大體而言，論者多以為民主思想乃歐戰後方進入臺灣。若說民主思想的「普及」，或者成為一種「思潮」，這樣的論點當然是正確的。不過，我們不能忽略的是：一九一一年中國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的行動與言論，對臺灣的知識青年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甚至於在殖民教育中，由於某些教育者特殊的個人風格，也未必沒有民主理念的傳播。我們且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為例，看看該校校長高木友枝如何與他的臺灣人學生談論所謂的「民主」。
一九一二年前後，當中國革命正風起雲湧的展開時，醫學校學生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等人熱心的為中國的革命黨募集資金，並且聯合其他學校的學生，秘密聚會，演說報告中國革命之進展情形，排斥殖民地政府的壓迫，鼓吹革命精神。其事為殖民地當局所知，準備逮捕學生，而高木友枝以「教育獨立」、「校園自治」的理由，抗拒來自督府的壓力[3]。他曾為此集合學生講話，而從這場講話，很能看出高木友枝對於民主的觀念。高木友枝如此說道：
「比喻一家有五口的家庭，可能也有時鬧意見；何況全國五千萬的國民，其中當然也有政見不同的份子。民主時代政見不同的時候，儘好提出來共同討論，依照多數的決議而定國策。但是大多數的決議，不一定就是真理；假使少數人自信是真理、而不能通過的話，就要用革命方法來實現，那就是維新的一個辦法。所以，革命運動並不是絕對不可，但總要事先看清時勢、認識社會，有十分的準備才行。比喻你們要開始革命運動的話，就應該綿密計劃：什麼人做總統、甚麼人做總理大臣、甚麼人擔當陸海軍、甚麼人籌備資金糧食、叫誰防備基隆、叫誰鞏固高雄……等等。要是打壞日本、革命成功了，你們就做總統、總理；萬一失敗呢，國法是嚴厲無情的，應該覺悟要上絞台……」[4]
高木友枝又舉羅福星為例，說「在他要上絞台的時候，還是滿臉笑容、視死如歸，不愧英雄本色，監刑的檢察官等，也非常感心讚嘆」；而「你們是台灣最高學府的醫學生，做事需要大方，我勸告你們如要革命，也要像羅福星那樣的英雄氣魄，切不可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才啼啼哭哭地像要牽入屠場的綿羊，那就污辱了我們醫學校的體面了」[5]。
其後，高木友枝又在某次於學校餐廳所舉行之送別畢業生的餐會上，以「古事記」為題，應許學生們對臺灣民主未來的夢想。他向學生們說：五十年後的臺灣，「已經成了一個自由國家，設立台灣議會，實行民主政治」；而翁俊明的孫子當選「大總統」，蔣渭水的兒子做「總理大臣」，文武百官多採用臺灣人；在教育方面，已施行國民義務教育，各鄉鎮都有中學，臺北創立綜合大學，亞洲各國青年雲集於此求學，而成為東洋文化的中心等[6]。
做為一個教育家，高木友枝不僅親身實踐了「校園自治」，也對學生闡釋了「依照多數的決議而定國策」的「民主原則」，更肯定了「革命維新」這種類似所謂「抵抗權」的概念。他還要學生「謹慎謀事」並「勇於擔當」，要有「英雄氣魄」；而且為學生構築了民主、自由臺灣的遠景。我們深信：高木友枝的民主概念與人格特質，對醫學校學生後來的參與民主運動[7]、及因此所形成的行事風格，應當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摘自本書第二章，〈日治時期臺灣民主運動與民主實踐對民主文化的形塑〉）
[回目次]
實施普選與地方自治，是臺灣民眾黨的主要政策之一[8]；而一九三一年由臺灣民眾黨分裂出來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更是以「確立臺灣地方自治」為單一目標[9]。在臺人的強烈要求下，殖民地當局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四月，發布改革地方制度的新法令，明定州、市、街庄為法人。改州、市協議會為州、市會，為議決機關；廳、街庄仍設協議會，為諮詢機關。其選舉方式為：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員半數由州知事官選，半數民選；民選部分採成男限制選舉，凡年滿二十五歲、營獨立生計、居住該市街庄六個月以上、年納稅額五圓以上，方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至於州會議員則半數由臺灣總督任命，半數由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間接選舉選出。任期皆為四年[10]。
從一九一四年同化會開始（特別是一九二○年代以降），臺灣人即不斷要求與日本人相同的政治權利。然而，經過長期的爭取，僅僅獲致這樣的成果，當然是不符臺灣人的要求的。由於與臺灣人的要求相去甚遠，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遂發表聲明，表示遺憾，並希望真正的地方自治早日實現[11]。不過，結果既然如此，臺灣人也只好接受現實，而繼續在此一有限開放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參選、並於議會中展開民主實踐。由於當時臺灣人的政治運動團體，僅剩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因此，自治聯盟自認應責無旁貸的推薦候選人參選。據自治聯盟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楊肇嘉稱：當時的推薦原則為「不僅要個個都是超『資格』的大學畢業者，並且注重人品的選擇」[12]。亦即以「知識」與「人格」做為競爭的號召。相對的，在選民方面，由於採「成男限制選舉」，選民「當然多數是知識分子」，對於「候選人所發表的『政見』」，「辨識能力一般頗高」[13]。顯見選民也具有一定的水準。
這個臺灣首度實施的公民民主選舉制度，其歷史意義非比尋常。曾經在日本因參與東京臺灣青年會活動、而在「四一六事件」中被拘捕的左翼運動者吳新榮，在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表達了他對這次選舉的期許：
「今日是臺灣地方自治改正制度第一回總選舉之日，雖不是真正的自治，但是選舉一事，除起政黨、團體以外，如這回比較大眾化人民選舉，諒必是為漢民族第一回的，這也可量度漢民族的政治方式何樣比較的適當。」[14]
顯見吳新榮將這次選舉，視為「漢民族」可實施「何樣的政治方式」的試金石，可謂展現了相當宏闊的視野。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選舉投票日當天，日本官方還邀請楊肇嘉到各地投票所去做全面的視察[15]。也因為官方與民間皆相當重視這個選舉，結果，時論認為「大體並無素質甚差者當選」；同時，亦有時論對於此種成男限制選舉產生的階級性問題提出檢討[16]。而在殖民地政府、參選者、選民均展現誠意的情況下，此次選舉可謂相當成功。楊肇嘉描述當時「經辦選舉的人，多能公正依法從事，監選的人也都有自動檢舉的精神。由於規定每一候選人運動員的名額及競選費用，監選的人多隨時到候選人處察查。所以候選人以及其運動員絕無宴客或賄選情事發生。選民投票是自由而秘密的，投票所的主任是坐在高處踞上臨下來監督。而候選運動員絕對不得接近投票所的百公尺範圍內，以免影響投票人的精神」[17]。而吳新榮的好友、同為左翼運動者的陳逸松，在一九三五年參選並當選臺北市會議員，也給予這次選舉相當高的評價：
「縱觀這一次選舉，雖然是一次限制選舉，年納五元以上所得稅額的規定，剝奪了很多人民投票的權利，同時還限制議員只有半數是由人民選出，但選舉過程卻是值得肯定的，那些經辦選舉的人，都能依法行事，負責監選的人，也都認真監督，候選人又都守法，沒有宴客、買票或做票的情事發生，非常乾淨，而選民出席更是踴躍，台北市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九點七，全台灣投票率更高達百分之九十五點九，很多社會賢達脫穎而出，服務桑梓，庶幾接近選賢與能的目標。」[18]
這也就是說：該次選舉在「形式上」，雖未能符合臺灣人的要望；但在「實質上」，不論就執行選務者、參選者或選民而言，均表現了相當的水準，值得稱許。因此，誠如在該次選舉中受自治聯盟推薦、並當選臺中市會議員的齒科醫張深鑐所言：「當時大家很守法，不買票、不作票，是很神聖公平的選舉」[19]。
（摘自本書第二章，〈日治時期臺灣民主運動與民主實踐對民主文化的形塑〉）
[回目次]
日治時期……在文化演講或政談演說時，日人雖會派警察臨場監視、甚至中止演講，但仍然保障了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因此，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曾任臺灣民眾黨政治經濟勞農委員會政治委員以及高雄支部常務委員的楊金虎，便明白指出：
「當時日政官憲雖認真監視吾輩行動，但未曾受過甚無理壓迫，祇開會前要報告，派警員來監視。有一次余站起演講中，因談及『我的祖國』四字，就遭不准，即受辯士注意，中止演講。以后吾輩就注意言詞，若不抵觸時罵天罵地都無妨。不准講我中國，不准批評日天皇以外，首相以下總督有不正，政治有歪曲，都可以儘量批評痛罵一番，他們並無干涉，可謂實行憲法，言論自由他們不能越權干涉的。所以，儘量發揮指罵，給聽眾鼓掌稱快，來鼓勵民氣。不過日本軍閥快倒閣前之疑獄事件發生止，都極自由發言，故博得大眾之人氣，而市民很信賴吾輩之作風，一點都無自私自利之心，以正義為道路，要求一視同仁，機會均等而無他意。故當局亦無辦法壓迫，祇照憲法規定行動，保障民權之自由，言論出版之自由，行動住居之自由，都有保障之事實。」[20]
可知除了日治末期一小段時間外[21]，當時不論是「保障民權之自由」、「言論出版之自由」、「行動住居之自由」等，「都有保障之事實」。
（摘自本書第二章，〈日治時期臺灣民主運動與民主實踐對民主文化的形塑〉）
[回目次]
……日本殖民地政府在一九三五年開始實施的、畫時代的公民民主選舉制度，其影響之深遠的程度，顯然被許多臺灣當代學者所低估。許多學者在述及日治時期的民主制度時，往往一筆帶過，鮮少有深入探討其意義者[22]。然而，我們認為：一九三五年所實施的成男限制選舉地方自治，是一九二○年代以降、臺灣人從事民主運動十五年成果的初步總驗收，其在知識分子心中的影響，是不容吾人小覷的。
有幾個例子很可以說明這種現象。以彰化市為例，一九三六年，彰化市議會開議後，據云當彰化市役所提案日人小學遷移擴大建設學校經費預算審查時，民選議員楊老居「站起來大發雷霆向當時的市長兼議長佐藤房吉大聲疾呼發言反對，楊議員認為如果為要擴建就學率逐年升高的臺胞子弟就讀的公學校的校舍，的確有其必要，但是對於學童數不多，又不可能急遽地增加兒童人數的日人子弟就讀的學校的校舍的擴建，實在太浪費，只是徒增彰化市民的負擔而已，應該要刪除。楊議員這番話竟然觸怒議長佐藤，他以楊議員發言不當為由，命令其立刻退場，出乎意料，當楊議員退場時，所有的民選議員與官選三位議員，竟同楊議員相偕退出會場（當時議席數，官民選各十二席），亦則因此該預算案無法通過」[23]。
楊老居畢業於臺北醫專，是原臺灣文化協會會員、文協分裂後新文協的中常委、新文協機關報大眾時報社的取締役[24]；而民選的臺人彰化市會議員中，亦多為民主運動者[25]。我們知道：「退席」是議會的議事杯葛策略之一，目的在使開會人數不足導致流會或無法進行表決。當然，在當時地方自治的結構性因素限制與官方的強勢主導下，該預算案終究還是獲得議決通過[26]。然而，彰化市議會臺人議員敢集體退席表示抗議，其中甚至包括官選議員，顯見縱使處於殖民統治下，議會所能發揮的制衡效果有限，但當時臺灣的議會民主運作形式，已經到達相當的程度。
（摘自本書第二章，〈日治時期臺灣民主運動與民主實踐對民主文化的形塑〉）
[回目次]
傳統中國盛行「形式主義」掛帥的官僚作風，而戰後的「中國型民主」也深受這種文化的影響。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居然想出了會前與省參議員「溝通」的點子，試圖能讓省參議員們先「發洩一下」，而不要在開會時批評政府。關於此事，黃朝琴在回憶錄中替官方辯解道：
「長官公署民政處是推行地方自治的主管機關，感覺特別敏銳。周處長一鶚顧慮參議員在議會謾罵攻擊政府，他採取了會前座談的方式，就是在各單位在議會作主管業務報告的前夜，邀請參議員舉行座談會，使議員們先行暢所欲言，盡情發洩，這種事前說明、疏導的目的，在儘量減低正式會議時的火爆場面。」[27]
然而，在民主制度下，代表民意的議會，本就該公開舉行會議；如果因官方事前疏通而閉嘴，那麼，對某些深具民主素養的省參議員而言，此舉猶如「暗盤交易」，並不可取，亦違反其職責。且如此一來，正式會議時的質詢，豈非成為作戲？又不無欺瞞民眾之嫌。更何況，當楊老居在日人殖民統治下的一九三六年，都可以在彰化市議會與「異族」的官方「嗆聲」；而在「回歸祖國懷抱」後的一九四六年，號稱「同胞」的本國政府卻罵不得，簡直是豈有此理！長官公署此舉既與其民主理念不合，也與日治時期的經驗不符，因而遭受拒絕，毋寧說是理所當然的。
（摘自本書第三章，〈戰後初期「臺灣型民主」與「中國型民主」的文化衝突〉）
[回目次]
……日治時期臺灣的民主制度，雖然尚不完全，但在許許多多臺人的積極爭取與自我要求下，可謂已有一定的實踐基礎，並從而形塑了相當程度並頗具水準的民主文化。以地方自治而言，誠如曾經在日治時期加入中華革命黨、戰後初期（一九四六年）擔任國民參政員的醫學博士杜聰明所指出的：「過去日本植民地時代，遭受日本之壓迫期中，其設立的民意機構，雖謂不是真正的民意機關，但省民受其手段方法及組織之訓練，最少有20年之久，因為有了這長久的訓練，可以運用於行憲」[28]。
然而，一九四五年的「光復」，卻使臺灣的民主文化，面臨一場嶄新的、嚴峻的考驗。臺灣的民主實踐，不論是由一九二○年的「準地方自治制度」算起，或是由一九三五年實施成男限制選舉的地方自治算起，地方自治在臺灣已有長則二十餘年、短則十年的實踐經驗；而且，無論就選風、議事等方面，皆得到相當不錯的評價。反觀同一時期中國大陸的民主實踐，在「形式民主」上雖然似乎不比臺灣遜色，但就「實質民主」上看，卻可以說遠遠落後於臺灣。中國大陸的民主實踐，從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開始其所謂的「訓政時期」。在地方自治方面，表面上雖有設置縣、市等參議會的法規，但實施情形混亂不一，大體而言，可謂成效不彰[29]。
以一九四○年代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四川省縣市參議會為例，在選舉投票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欺騙、舞弊、賄選與暴力威脅；而在議事方面，則可以看到民意代表受到議案空濫、不明法令、缺乏責任心、常識不足、過分自恃等指摘；此外，還有嚴重的派系鬥爭[30]。此種現象，若與日治時期臺灣的議會相較，實不啻有天壤之別。更何況，地方自治雖是形塑民主文化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但並非全部；日治時期臺灣的言論自由與人權法治的觀念，恐怕也比同一個時期的中國要來得普及。然而，以一個在民主實踐上遠遠落後於「臺灣型民主」的「中國型民主」，卻不自量力的要來指導臺灣人如何實施民主制度，這除了令人感到荒謬絕倫之外，不能不說是「臺灣人的悲哀」、甚至是「臺灣民主的悲哀」！
（摘自本書第三章，〈戰後初期「臺灣型民主」與「中國型民主」的文化衝突〉）
[回目次]
平心而論，在一九五○年代遽然實施的「普選制」，對臺灣的民主發展而言，並不見得是件好事，除非它立足於一九三五年「成男限制選舉」以來所形成的民主文化的基礎上。亦即選務公正、候選人自律、高水準的選民，並以此推展至原本無民主實踐經驗者。然而，國民黨政權既未有實施民主的誠意，甚且敵視這些對民主已有相當認識的人，害怕他們會動搖到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基礎，而以各種卑劣的手段加以收買、分化、打擊。還以不公正的方式操縱選舉，以遂其鞏固政權的目的。
國民黨政權操縱選舉的惡劣手段，可以說是罄竹難書的。表面上「冠冕堂皇」的標榜民主、實施地方自治，但實際上卻利用各種手段操縱選舉。這種只講「形式主義」卻「名實不符」的作風，其實既不「民主」，又不「道德」。因此，一九五○年代的「普選」，由於統治者缺乏實施民主的誠意，而使得戰後臺灣在民主實踐上，一開始便走岔了路。誠如出身福建南安、曾經參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民社黨員謝漢儒所指出的：
「國民黨傾全力動員一切資源，除了一次次的修改法規，使原來稍具『民權』意識的那些選舉規章，修改以『官權』意識濃厚的條文而取代。為了操縱選舉，國民黨利用地方派系，收買黑道人物，以恫嚇手段使被欺壓的選民，不敢不在國民黨監視下投國民黨候選人的票。再輔以金錢和物品的賄選。在競選活動中，可以或明或暗攻擊黨外參選的候選人，『黑函』與『黑帽』滿天飛舞，不擇手段，且無所不用其極，務使對方身敗名裂而後已。在投開票所中，不管是管理員或監察員，都是清一色的國民黨員。他們除偷窺監視選民的投票外，且允許軍人持補給證作為身份證在任何投票所投票，而且不止投票一次。在投票所中，他們可以預置國民黨提名候選人相當數量的選票在投票箱中，以保障該候選人的當選。如果在開票過程中發現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有危險時，且可以『張冠李戴』的方法把其他候選人的得票改唱為國民黨候選人的得票。開票所還可以用『臨時停電』的方法，使開票所突然漆黑一片，國民黨即已事前準備好的相當數量的選票投入投票箱中，使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保證當選。」[31]
我們若以這段文字，拿來和前揭楊肇嘉、陳逸松與張深鑐所提及的一九三五年選舉相較，其間差距，豈可以道里計？但更可怕的是：這種選舉舞弊的做法，支配戰後臺灣的選舉近三十年，一直要到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爆發，群眾聚集萬人抗議選舉舞弊的場面，驚動當局，才使國民黨政權稍稍有所收斂[32]。
（摘自本書第四章，〈此消彼長：「實質民主」與「形式民主」的大逆轉〉）
[回目次]
一九五○年代實施地方自治後，國民黨政權在選舉中的舞弊，使臺灣的「民主文化」大幅退化。然而，做票、買票、配票不僅僅是在實際層面上以不公平的手段壓制了民主運動，還在意識層面上造成嚴重斲喪民主的後果。就像前國民黨黨工詹碧霞在回憶其一九七○年代參與「做票」時所自承的：「當時整個台灣本島大小選舉，就是這個樣子，沒有黨工認為自己這般如此的行為，有什麼對或不對」[33]。很顯然的：這些黨工未必是「昧著良心」在「做票」的，他們之中恐怕很多人根本沒有「（關於民主的）良心」！因為既無「良心」，如何「昧著良心」？不認為「做票」這種事「有什麼對或不對」，意謂著他們並未建立起「民主政治應該如何實踐」之何者為「是」何者為「非」的「是非標準」。國民黨黨工如此，原本對民主缺乏認識的選民亦然。於是，有些人很容易的就以為「民主」或「臺灣民主」，本來就應該是如此。而這種錯誤觀念的造成，當時握有黨機器與國家機器的國民黨政權，當然應該負起最大的責任！
（摘自本書第五章，〈戰後臺灣族群與階級問題對民主文化發展的影響〉）
[回目次]
一九五○年，國民黨政權為了顯示其站在所謂「民主陣營」並收攬人心，開始分區分階段實施公民普選的地方自治。然而，當「普選」看來似乎使臺灣的「形式民主」往前邁進一大步時，「實質民主」卻因賄選、暴力威脅而嚴重倒退；而這種「豬羊變色」式的大逆轉，國民黨政權實難辭其咎。
舉例言之，左翼運動者吳新榮在一九三九年「成男限制選舉」時，當選佳里街協議員；一九四六年「間接選舉」時，當選臺南縣參議員；然而，到了一九五一年「普選」時，競選臺南縣議員，卻慘遭失敗。關於他落選的原因，其長子吳南星曾回憶說：
「落選最大的原因是父親反對以金錢買選票。他堅持他的理想——『清潔的選舉』。奈何人家用的是銀彈攻勢，豈有不敗之理？」[34]
他又說：
「在此次選戰中有一個可氣又可笑的插曲。事情是這樣的：在一個偏僻的小村落裏設有一個投票箱，這個小村落是由一個土豪把持選票。他宣稱這個村落全部要支持某一個候選人。票箱開票時一定要清一色，如果有一張票外流，他就要追根到底，還要打斷這個『叛徒』的狗腿。開票結果，果然是清一色的選票。可見當時那個土豪之橫行霸道及愚民之多。在這個村落住有一個遠親，平時全家給父親看病拿藥從不付錢。他這一家人在那土豪的淫威之下竟不敢投父親一票。因為他知道如果有一張異色票，人家一定知道是他投的，這個遠親在事後向父親報告內情及苦衷，請求父親的諒解。父親並沒有責怪他半句，只是意味深長的說：『臺灣的民主政治還要走一段佈滿荊棘的路程。』」[35]
事實上，這種「土豪」至今仍活躍於臺灣的基層選舉中，加上前述所謂「銀彈攻勢」、「以金錢買選票」的現象，顯見國民黨統治下的「黑金」，早已有之；實在還輪不到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時期（一九八八—二○○○）才來「縱容」！
（摘自本書第四章，〈此消彼長：「實質民主」與「形式民主」的大逆轉〉）
[回目次]
事實上，國民黨政權在一九四七年後對言論自由尺度的緊縮，恐怕的確較日本殖民地政府更甚（日治末期的戰爭期間除外）。吳濁流指出：二二八事件後，「僅報社就被查封了六家，光復以來的自由言論全部遭封殺，比日本時代更不自由了」[36]。而吳新榮也曾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抱怨說：「琑琅山房隨筆集的校對已經完了，光復前所寫的幾篇有些恐觸時，所以此書的刊行時期不得不再考慮。說來也可笑，日據時期已發表過的文章，到這時候還要怕觸時忌，這要叫我們啼笑皆非」[37]。又如臺北帝大醫學部畢業、戰後因涉及「匪諜」案而坐牢十年的醫生胡鑫麟，亦謂「日本殖民統治雖然控制人民思想，卻不限制知識分子讀什麼書，馬克思主義的書，四處都買的到，不會像後來的國民黨重重限制，這本書也不能讀，那本書也不能看」[38]。而這樣的「重重限制」，甚至長達三、四十年，直到一九八○年代，閱讀《資本論》等左派書籍，都還是國民黨政權的禁忌。顯見其箝制思想的時間與程度，皆遠超過日本殖民地政府；然而，國民黨政權卻老愛批評日人對臺人實施「高壓統治」。看到這種不知羞恥、「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鬼話，果真「要叫我們啼笑皆非」！
（摘自本書第五章，〈戰後臺灣族群與階級問題對民主文化發展的影響〉）
[回目次]
身為一位曾經在日治時期參與過民主運動的楊肇嘉，當然難以接受國民黨反民主的作為。同樣的，前揭參加過一九三五年選舉的陳逸松，在評論完該次選舉後，也話鋒一轉，開始批評說：
「反觀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的選舉文化，打著『公平』、『公正』、『公開』的美麗旗幟，卻先制訂有失公允的『選罷法』，再挾著嚴密的組織與龐大的財力，執法犯法，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暗中進行其買票、配票、做票之勾當，寧可失去民心，也要贏得選舉。於是選票與鈔票齊飛，無恥共謊言一色，選個立委、縣市長，動輒花費數千萬甚或億元以上。金權肆虐，特權當道，法紀蕩然，公權力與公信力盡失，誠為台灣選舉史上的大悲哀，也是民主政治的大諷刺。以此回顧日本半世紀前在台灣舉辦的守法而又乾淨的選舉，誰又敢說時代一定是進步的呢？」[39]
戰後擔任國大代表的楊金虎，甚至還曾經趁著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受邀參加國宴的機會，向總統蔣介石指陳：「日本人辦理的選舉，比諸現在的各項選舉似乎還略勝一籌」[40]。很顯然的：從這些日治時期曾經參與民主運動的前輩眼光看來：戰後臺灣的「形式民主」某些部分縱使看來是進步的（例如實施普選制），但「實質民主」其實是嚴重倒退的。
（摘自本書第五章，〈戰後臺灣族群與階級問題對民主文化發展的影響〉）
[回目次]
……臺灣經過日治時期地方自治民主實踐所形成的「慣例」，在戰後橫遭來臺的國民黨官僚所打破。一九四六年八月，當省參議會以「記名」（即書寫候選人姓名）的方式票選國民參政員時，由於參選者楊肇嘉的「肇」字多一畫，廖文毅的「廖」字髒污，被當局視為廢票，而引發相當大的爭議[41]。當事人楊肇嘉評論此事說：
「即以選舉一事而言，臺灣於民國廿四年半數民選州、市、街、庄協議會開始，即用的『記名』投票辦法，以所記票能辨認出為某人時即屬有效。自是以後臺灣的各種選舉即準此而行，已成習慣。」[42]
如前所述：文化是一種通過實踐、行動、展演所形成的共識與默契。而「民主制度」做為一種由「法律」所規範的「制度」，具有「法」的性質；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一種制度要能運作順暢，端賴參與者共同遵守遊戲規則，以形成「慣例」，此即「民主文化」的真諦，亦即「形式民主」與「實質民主」交互作用後所反映出來的整體民主素養與水準。
然而，國民黨政權卻「飛象過河」，毫不尊重本地已行之有年的規範，或是省參議員林連宗所提出的英美選舉有效票之判定方式[43]。其實，如果只是單純因為「認定」上的不同，則易解決；只須因地就俗，在既有的慣例上建立新規即可。但問題是：國民黨政權未必不懂這些民主原則，真正的癥結所在，實出現在國民黨假民主之名、行操控包攬選舉之實的心態。更糟糕的是：這種惡劣的做法，並不是僅僅存在於戰後初期的陳儀政府而已，隨著國民黨政權其後在臺灣統治的強化，益形嚴重，其為禍以迄於今。
（摘自本書第三章，〈戰後初期「臺灣型民主」與「中國型民主」的文化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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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碩果僅存的臺灣民主運動者，憑藉堅定的信念與堅強的意志，在堅持清白人格的前提下，堅決的與國民黨政權周旋。而許多人民也始終支持這些民主運動者。誠如楊金虎所說：他雖參選高雄市長三次失敗，但在如此不公平的競爭之下，「像這樣強弱之勢懸殊，勝敗之局早定。然而余竟一次參加失敗，再來二次、三次的失敗。世上最傻的事，莫此為甚。可是三次余都保有五萬張良心票。朋友相愛，始終如一」[44]。而石錫勳又何嘗不然？石錫勳三度競選彰化縣長失利，到一九六八年接受青年黨之邀、而以青年黨籍身分第四度參選時，卻立遭當局以其涉及顏尹謨兄弟案，非法逮捕，終於以健康理由保外就醫，避居高雄，不再過問政治[45]。楊金虎、石錫勳皆從年少時，即開始反抗橫暴的統治者，從日本殖民地政府到國民黨政權，四十餘年，一以貫之；其所表現出來的堅定毅力與勇氣，觀之不禁令人泣血與動容！更不禁要為那些默默支持民主運動的臺灣人民，所表現出來的「朋友相愛，始終如一」，致上最深的敬意！
（摘自本書第四章，〈此消彼長：「實質民主」與「形式民主」的大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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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奇怪的論調，說那些「民主先進國家」，投票率通常都很低，而臺灣的投票率常常高達七成以上，所以臺灣的民主還不夠成熟。例如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李敖，就曾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新竹市舉辦的一場演講會中，如此說道：
「台灣今日政治掛帥的程度，比當年大陸文革時嚴重的多，一個雲林縣長選舉就把台灣搞得瘋狂了，投票率可以如此高，真正的民主國家，因為政治很上軌道，人民對政治很冷漠，所以投票率很低，今天大家可以如此炒作選舉，証明了台灣的民主是有問題的，……」[46]
李敖博學多聞，號稱「大師」，卻敢如此信口開河，真要讓人慨嘆「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47]！
事實上，許多民主文化發展成熟的國家，其投票率並不低。我們且以一九九○年前後的資料為例，在全世界二十一個主要的民主國家中，其平均投票率，如：奧地利為八八•八％、比利時為八七•二％、丹麥為八五•一％、德國為八三•五％、愛爾蘭為八九•一％、荷蘭為八二•五％、紐西蘭為八六•六％、挪威為八三•九％、瑞典為八四•九％[48]。可知這些「真正的民主國家」，其投票率有時甚至可高達八成以上，何來「人民對政治很冷漠」之說？
（摘自本書第七章，〈「民主在臺灣」的虛相與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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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所有下階層的臺灣人，都支持國民黨政權；曾經在日治時期與抗日運動者並肩作戰、或曾經經歷二二八事件、或在戰後遭受國民黨政權迫害或不公對待的下層臺灣人民，都是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潛在支持者。加上諸如國語推行運動的不當（在學校中講母語要掛「狗牌」或罰錢），以及臺灣人或臺灣本土文化，被帶有優越感的外省人，視為「下里巴人」一般，給予極端的輕蔑等等，又在在與日本人統治臺灣時頗為類似。誠如同樣身為外省人、卻能真正深入本省人社會的雷震所指出的：
「大陸人對台灣人之抱有優越感，幾乎是普遍的心理，因而輕視台灣人，到處自以為是『了不得的』、是『征服者』、是『文明人』、是『上國人物』，儘管沒有明白表示，而下意識裡卻普遍的存著這類感覺，連一個台灣女子生出的小孩也不例外，連一個大陸人的三輪車夫也是看不起台灣人。誠然這是極不應該的，但存有這種心理，卻是極普遍的事實。」[49]
而外省人的這種優越感，使得許多具有自尊心的臺灣人產生強烈的反感。因此，戰後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仍然是依循「民主」與「認同」的雙軸而前進。「反國民黨」與「臺灣人」的認同往往被結合起來，而在選舉場合用母語高喊「咱臺灣人」，總會產生相當的效果。
（摘自本書第六章，〈「民主」與「認同」：臺灣民主運動的雙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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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許多人視為當前國民黨內頭號政治明星的馬英九，居然以其所謂「超人氣」的群眾魅力，試圖為獨裁者蔣介石塗脂抹粉。在二○○三年四月五日臺北陽明山「草山行館」的開館典禮中，馬英九公開宣稱蔣介石對臺灣的民主發展有很大的貢獻。據《中國時報》四月六日的報導指出：
「儘管一般都以先總統蔣中正為台灣威權時代象徵，台北市長馬英九昨日在陽明山上的草山行館開館典禮中，則推崇蔣中正其實是台灣民主重要推手，台灣的地方選舉首創於民國卅九年蔣中正總統任內，在韓戰爆發台灣處於風雨飄搖階段，這個決定格外不容易。」[50]
報導中又說：
「馬英九指出，蔣公確實是威權時代的人物，他的一些做法甚至讓人稱他是獨裁者；再如五○年代白色恐怖，因此蔣公在歷史評價上有其受批評的地方。不過，他個人對於蔣公過去有項極少為人所知，甚至常被忽略的事蹟倒是十分肯定。……，一九五○（民國卅九）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在此風雨飄搖、情勢緊張時刻，蔣公毅然在同年七月宣布在台推動地方自治。同年十二月開始辦理選舉，選在對台北衝擊較小的花蓮縣以縣議員作為地方選舉的首役。民國四十年更辦理第一屆台北市長選舉，當時市長當選人吳三連甚至不是國民黨員。」[51]
而馬英九強調，「蔣公這項重要宣布，讓全台開始施行地方自治，也是台灣推動民主的重要基礎，從當時開始到現在，不少政治人物，到後來的黨外人士，都是從地方選舉出身，因此這項政策可說是一項戰略性、關鍵性的決定」[52]。報導最後還說：
「馬英九認為，不管蔣公歷史評價如何，他當時做出這項決定確實對台灣民主發展有很大的貢獻。」[53]
其顛倒是非黑白的論點，簡直令人驚駭莫名！
當然，這種淺薄的歷史認知，出自「外省人」馬英九，是一點都不奇怪的。只不過，他的論點其實漏洞百出：一、按照馬英九的說法，好像「白色恐怖」與「地方自治」一點關係也沒有！然而，正因為一九五○年代開始的「地方自治」，是在「白色恐怖」之下進行的，所以，國民黨當局常常會用「白色恐怖」的手段，加諸這些不聽話、要在「地方自治」上和國民黨唱反調的人。例如「顏尹謨案」之於石錫勳，「吳泰安案」之於余登發、余瑞言父子等。二、一九五○年代開始的「地方自治」，「形式上」雖是實施民主的地方自治，「實質上」卻是充滿選舉舞弊，使得臺灣的「民主文化」大幅逆退，較日治時期還不如，其為禍以迄於今。馬英九光談「形式」，不談「實質」，果然是深受傳統中國文化薰陶、可為傳統中國文化的代表！三、一九五一年臺北市長當選人吳三連「甚至不是國民黨員」，未必能證明蔣介石實施地方自治的誠意，因為後來「不是國民黨員」的地方縣市首長也不少，但他們往往在黨、政、軍、特的重圍中，備極艱辛方才當選；而「不少政治人物，到後來的黨外人士，都是從地方選舉出身」的說法，更是割裂歷史，無視於當時「不少政治人物」早在日治時期就有參與民主運動或參加過地方自治選舉的經驗，以及他們對「後來的黨外人士」的傳承。很顯然的：如此肯定蔣介石「貢獻」的馬英九，倘若不是「無知」，就是「無恥」！
（摘自本書第五章，〈戰後臺灣族群與階級問題對民主文化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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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民進黨執政後，國民黨人時常批評民進黨政府死抱著臺獨「神主牌」不放，又批評民進黨以「意識形態治國」。但「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就不算是國民黨的「神主牌」嗎？而國民黨在憲法中明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把「三民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給寫到憲法裡頭，又難道不算以「意識形態治國」了？為什麼國民黨可以「意識形態治國」，別的政黨就不可以？尤其令人感到可怪的是：政治學博士連戰，難道真的不懂「意識形態」（ideology）是什麼意思？難道真不知道以「意識形態」來「治國」，是近代西方政治的常態？關於國民黨人以「意識形態治國」批評民進黨，如〈連批民進黨意識形態治國〉（《台灣日報》，二○○三年十月八日，第三版）。餘例尚多，不盡舉。而關於「意識形態」與近代西方政治的關係，則請參閱華特金士（Frederick
M. Watkins）、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ck）著，張明貴譯，《意識型態的時代：從一七五○年到現在的政治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三年五月初版）一書。該書簡明易懂，是極佳的入門書；讀後不僅可以增加不少政治常識，也可藉此明瞭這些國民黨人是如何的睜眼說瞎話，罔顧學理，胡扯亂彈；更可知曉國民黨是怎樣的愚弄臺灣人民，使得許多人被嚴重誤導，也跟著他們亂罵民進黨以「意識形態治國」，從而降低臺灣人民的政治水準。其以愚民手段戕害臺灣民主，此又為一顯例。
（摘自本書第八章，〈結論〉之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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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意識的發展過程中，臺灣人雖然從不願放棄「臺灣人」的立場，但仍願意做某種程度的「妥協」；這種「妥協」，比起由強權者或支配者單方面的「強加」，顯然要來得符合「民主」精神。況且，這些對所謂「臺灣人」立場的堅持，主要是對「民主」的堅持，而非對「認同」的堅持。然而，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到二二八處委會的「三十二條要求」，到謝雪紅「臺灣高度自治」的主張，到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每一次臺灣人與時推移所提出的「調護」主張，卻都遭到強權者（日本帝國、國民黨政權、中共政權）粗暴的悍然峻拒[54]。至於真正深入了解臺灣的外省人雷震所提出的「調護」主張，也未被接受[55]。甚至當前都還有所謂的「臺獨分子」，撰文〈教中國「統一」台灣的方法〉，苦口婆心的力勸中國實施民主、重視人權[56]。顯見臺灣社會對「認同」的開放、以及對「民主」不願後撤的堅持。
也因此，當前臺灣與中國（以及臺灣內部反民主的人士）之間最大的差距，是臺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因為民主理念的宣揚，而把屬於「認同」問題的「統一」與「獨立」，都當做「選項」，當做「權利」；民進黨所謂的「臺獨黨綱」，基本上是尊重「住民自決」，是「認同」問題的「民主」解決。而中國與臺灣內部反民主的人士則反是。他們把屬於「認同」問題的「統一」，當做是「義務」；既是「義務」，就沒有反對與討論的餘地，因而也是「反民主」的。
中國與臺灣內部反民主的人士，至今似乎還未體察到這樣的一個現實。那就是：除非中國保證臺灣在「統一」後，「民主」能夠繼續維持或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否則，已經建立起一定程度「民主文化」的臺灣（不論這種「民主文化」遭受到多少批評），怎麼可能接受所謂的「統一」？當臺灣人民已能選舉自己國家的總統，而在「一國兩制」下，卻只能選「特區的領導人」；當臺灣的言論自由，已經不管臺獨主張或共產思想都能自由的宣傳與表達，而在「一國兩制」下，卻不准宣傳臺獨。所謂的「一國兩制」，無異要臺灣人放棄已有的民主成果，無異立刻就有了「改變」，根本不可能有所謂的「五十年不變」！只有那些對民主的價值認識不清、對民主的理想缺乏堅持的人，或是將認同中國視為不可挑戰、不可侵犯而超越一切價值的人，才會願意接受「一國兩制」。
事實上，任何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相似性」，都比不上臺灣與中國之間有無「民主文化」的「差異性」。當「民主文化」已融入為臺灣人生活的一部分，「民主文化」也就成為「臺灣文化」的一部分。擁有「民主文化」的「臺灣文化」，是一種「脫胎換骨」後的「新文化」；它早在戰後初期就已經顯示了無法與缺乏夠水準之「民主文化」的「中國文化」相容。我們實在沒有理由相信：在目前臺灣「民主文化」中的「形式民主」已遠遠超越日治時期、更遠勝今日中國，而「實質民主」雖然不足而有待改進、卻也遠勝今日中國的情況下，「臺灣文化」如何能與「中國文化」相容？
今日臺灣這種「認同」與「民主」的共生關係，是臺灣的歷史命運造成的。由於強權者的高傲與欺凌，使得臺灣的民主運動，一直既是「民主」與「反民主」的對抗，亦是「認同」與「反認同」的對抗。特別是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爭議，更凸顯了保持「臺灣獨立」即在保障「臺灣民主」；而為了爭取世界各民主國家的同情，又可以用維護「臺灣民主」來維繫「臺灣獨立」。
（摘自本書第六章，〈「民主」與「認同」：臺灣民主運動的雙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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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清算」既是重建「社會正義」的唯一方式，也是深化「民主文化」的不二法門！
無疑的，吾人若以「中國尺度」來觀察，對許多外省人而言，因為其在大陸時既從未擁有過任何「形式民主」，自無「實質民主」可言；由於其民主乃到了臺灣後，方從「無」到「有」，當然會認為蔣介石對臺灣民主「有很大的貢獻」。這種觀點，也可能會出現在那些日治時期無緣接觸民主，或是戰後受國民黨教育、對臺灣史一無所知的本省人身上。然而，吾人若以「臺灣尺度」來觀察，臺灣人在日治時期已爭取到一定程度的「形式民主」，而「實質民主」也獲得良性的發展；到了戰後，「形式民主」卻長期不彰，而「實質民主」則被國民黨政權破壞殆盡。這樣的結果，如何要這些臺灣人肯定蔣介石對臺灣民主的「貢獻」[57]？
簡單的說：國民黨政權先把臺灣的民主倒退到和中國一樣的水準，然後，在臺灣人民的爭取之下，逐漸讓步；而在不得不讓步後，卻又將促成臺灣民主的功勞攬在自己身上，實在可以說無恥到了極點，更對社會正義與人間的大是大非，產生嚴重的破壞力！
文化來自歷史經驗的積累，而歷史經驗必須不斷往後代傳承下去；這種歷史經驗的傳承，亦即文化的傳承。然而，由於臺灣社會嚴重的歷史失憶（尤其是「臺灣尺度」的歷史失憶），使得許多臺灣人陷入國民黨政權所形塑的意識泥沼而不自知。當臺灣社會尚未進行歷史清算、當臺灣人的歷史記憶猶被扭曲或甚至被抹消以致空白時，舊國民黨餘孽就還能利用一般民眾對歷史的偏見與無知，瞞天過海，上下其手，亦使得許多本該如同納粹黨人一般受到司法審判的舊國民黨餘孽之國民黨與親民黨中人，至今仍能到處翻雲覆雨。
這種現象，使我們警醒到：「歷史清算」既是重建「社會正義」的唯一方式，也是深化「民主文化」的不二法門。當目前舊國民黨餘孽以所謂「民粹」的方式、訴諸民眾「非理性的情緒」，利用臺灣根深柢固的「重利愛財」文化[58]